民国风云：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拓荒者与奠基人272

在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百年激荡中，民国时期（1912-1949）不仅是政治、社会剧烈变革的年代，更是思想、文化和学术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批心怀家国、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为中国现代世界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便是民国世界史教授群体——一群在西学东渐的洪流中，致力于“睁眼看世界”、构建中国世界史学体系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这批教授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时代选择的必然。清末民初，国家危亡，民族自救的思潮汹涌澎湃，知识界普遍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放眼世界，学习西方，探寻强国富民之道。在此背景下，一批青年才俊远赴欧美日留学，他们汲取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归国后在各大高校任教，将世界历史的宏大图景与西方史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中国，开启了中国史学现代化转型的新篇章。

一、时代背景：西学东渐与史学转折

民国时期世界史学的兴起，首先得益于“西学东渐”的持续深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了国门，也敲醒了沉睡的中华民族。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寻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道路，始终伴随着对西方文明的认识和学习。这种认识不再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逐渐深入到制度、文化乃至思想层面。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为世界史学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推崇，使得“世界眼光”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传统的“朝代史”、“家谱史”已无法满足解释时代变迁、探寻民族出路的需要，一种超越国界、放眼全球的史学视野应运而生。

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深刻影响（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让中国知识分子深切感受到世界变局与自身命运的紧密关联。了解世界历史，洞悉国际局势，成为“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因此，在大学课程设置中，世界史（或称外国史、欧美史、国际关系史等）逐渐成为与中国史并驾齐驱的重要学科，为其专业化、体系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留学归潮：知识的引进与本土化

民国世界史教授的主体，是留学归国的一代知识精英。他们大多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留学欧美，亲身感受了西方学术的繁荣与多元。在海外，他们接触了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主义史学、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唯物主义、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文明史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文化形态学等各种学派，并接受了系统的史学训练，掌握了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如史料批判、比较研究、专题研究等。

归国后，这些学者将所学知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致力于世界史学的本土化建构。他们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史学名著，如基佐（François Guizot）的《欧洲文明史》、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等，还将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并尝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叙事。例如，他们不再简单地将世界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伸，而是强调不同文明区域的互动与交流，以及中国在全球历史进程中的地位。

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府，成为世界史学研究和教学的重镇。这些大学纷纷设立历史系，开设世界史课程，汇聚了一批杰出的世界史专家，如雷海宗、蒋廷黻、何炳松、姚从吾、张星烺、瞿同祖（早期也涉及世界史教学）等，他们构成了中国世界史学发展的核心力量。

三、杰出代表：他们的贡献与思想

民国世界史教授群体中，涌现出许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者，他们的学说和贡献至今仍影响深远：

雷海宗（1902-1962）：宏大文明史观的构建者

雷海宗先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著名教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深受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的影响，致力于构建宏大的文明周期论和比较文化史观。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理论，深刻剖析了中国文化中“兵”与“文”的辩证关系，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塑造。雷海宗在抗战期间的《战国策》等著作，通过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探寻民族生存之道，展现出学者的家国情怀。他强调历史的周期性、规律性，认为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周期，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文明兴衰的普遍规律。他的理论视野开阔，对后来的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蒋廷黻（1895-1965）：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奠基人

蒋廷黻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后弃学从政，担任民国政府驻苏大使、驻联合国代表等职。他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领域。其代表作《中国近代史》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线索，深刻分析了中国近代在国际体系中的挣扎与求索，强调了内政与外交的关联性。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重要文献。蒋廷黻的治学方法深受兰克史学影响，强调史料的考订与事实的梳理，其研究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更融入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外交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何炳松（1890-1946）：史学方法论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何炳松先生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他是中国现代史学方法论的奠基人之一，主张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他的代表作《史学总论》、《历史研究法》等，系统介绍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流派，强调史料的鉴别、考证、解释，主张历史研究应以求真求实为旨归。何炳松不仅在理论上倡导科学史学，更在实践中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推动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他通过对西方史学的系统介绍，帮助中国史学界摆脱了传统史学的束缚，迈向了科学化、专业化的道路。

姚从吾（1894-1970）：德国史与中世纪史研究的开拓者

姚从吾先生是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专攻德国史和中世纪史，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西方中世纪史的学者之一。他将德国的汉学研究与西方史学相结合，对中西方历史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学术界的空白，也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文明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窗口。姚从吾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对欧洲历史的精深研究，成为后世学者学习的典范。

此外，还有如张星烺（法国巴黎大学哲学博士，精通多种外语，对中外交通史有卓越贡献）、李小缘（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专攻英国史）、陈铨（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精通德语，对德国史研究有贡献）等学者，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为中国世界史学的多元发展贡献了力量。

四、学术特征与贡献：构建中国世界史学体系

民国世界史教授群体，以其独特的学术特征和贡献，为中国现代世界史学构建了最初的体系框架：

1. 宏大叙事与比较研究： 他们打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思维藩篱，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通过比较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探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尝试从中为中国寻求发展借鉴。

2. 史料批判与科学方法： 他们引进了西方现代史学的史料批判方法，强调基于原始史料进行研究，力求还原历史真相。这使得世界史研究摆脱了传闻轶事的束缚，走向了科学化、专业化的道路。

3. 民族关怀与世界视野的结合： 尽管研究对象是世界历史，但他们的根本目的始终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求出路。他们通过考察西方列强的崛起、殖民体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提供历史镜鉴。

4. 教材编纂与译著普及： 为了向国人普及世界历史知识，他们不仅亲自撰写了大量世界史教材（如《世界通史》、《欧美通史》等），还组织翻译了大量西方史学名著，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世界的窗口。

5. 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 他们在大学中设立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人才，为后续的中国世界史学发展输送了新鲜血液，奠定了学科发展的人才基础和组织保障。

五、时代洪流中的坚守与挑战

民国世界史教授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磨难的时代。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抗日战争、内战，使得他们的学术生涯充满了艰辛。大学校园屡遭战火波及，师生被迫南迁，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弦歌不辍，坚持教学和研究。

在颠沛流离之中，这些教授们展现了卓越的学术坚守和民族气节。他们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更在炮火声中，笔耕不辍，用文字记录历史、思考未来。他们的学术研究，既是纯粹的知识探索，又是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回应。他们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对真理的坚守，在那个时代显得尤为珍贵。

然而，意识形态的冲突、政治环境的变化，也给他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国家政治对学术方向的影响，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框架也面临着调整和取舍。但无论如何，他们在民国时期为世界史学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学术遗产。

结语

民国世界史教授群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承载着“开眼看世界”的时代使命，以严谨的学风和开放的视野，为中国引入了现代世界史学，并将其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紧密结合。他们是构建中国现代世界史学体系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们的学说和贡献，不仅塑造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面貌，更培养了几代人的世界观和国际视野。

他们的智慧与精神，至今仍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在今天，当我们再次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时，民国世界史教授们所展现的开放胸襟、严谨治学、批判精神和深沉的民族关怀，依然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所开创的世界史学研究，为中国走向世界、理解世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不竭的思想动力。

202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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