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世界遗产之争：中韩共享历史与文化诠释的挑战171

高句丽（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一个曾在东亚地区存在了近七百年的强大王国，其疆域横跨今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作为一个具有辉煌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高句丽的遗迹至今仍分布于中韩两国境内，成为两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然而，正是这些承载着高句丽文明印记的遗址，在21世纪初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关于历史归属和文化诠释的国际争论，其核心便是围绕高句丽遗迹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文化遗产的事件。

高句丽王国：辉煌与争议的遗产

高句丽的崛起，始于其在鸭绿江流域的建立，随后逐渐扩张，成为东北亚地区的一大强国。其军事实力强大，在与隋唐帝国的多次战争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其文化艺术亦独具特色，尤其是壁画艺术，在墓葬中保存至今，描绘了高句丽贵族的生活、信仰和宇宙观，是研究当时社会面貌的宝贵资料。高句丽的都城建设，如集安（古称国内城、丸都山城）和平壤（古称安鹤宫、长寿王时期都城），也展现了高超的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辉煌的王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其历史定位却成了争议的焦点。在中国，高句丽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其人民也被视为中国古代民族之一。而在韩国，高句丽则被看作是朝鲜民族的先祖建立的第一个强大王国，是韩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百济、新罗共同构成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的辉煌篇章。

这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根植于各自的民族认同和历史观，在国际舞台上尤其是涉及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认定问题时，便不可避免地引发冲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项目，旨在表彰那些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OUV）的遗产，其原则是超越国界、民族和政治的限制。然而，当一个遗产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属性时，其申请过程便难以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和文化情绪的影响。

中国的先行：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

2004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Capital Cities and Tombs of the Ancient Koguryo Kingdom）的申遗项目，其主要遗产地位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和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该项目包含了高句丽早中期的重要都城遗址，如五女山城、国内城和丸都山城，以及以长寿王陵、太王陵等为代表的王陵和大量的贵族墓葬群。

中国提出的申遗理由强调了这些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
高句丽城址体现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山城防御体系的杰出范例，其在建筑技术和城市规划上具有独特的风格。
高句丽墓葬及其壁画，展现了独特的丧葬文化和高句丽高超的艺术成就，是研究古代东北亚文化的珍贵资料。
这些遗址是高句丽文明发展历程的实证，反映了高句丽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中国将高句丽视为中国东北边疆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其遗产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体现。此次申遗的成功，无疑将提升这些遗址的保护水平，并将其置于世界遗产的框架下进行管理和展示。

韩国的强烈反应与“高句丽史争议”

中国的申遗行动，在韩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韩国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团体普遍认为，中国将高句丽作为“地方政权”申遗，是对韩国历史的“歪曲”和“侵占”。他们认为，高句丽是朝鲜民族建立的王国，与百济、新罗共同构成了朝鲜半岛三国历史的主体，是韩国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源泉。如果中国成功将其完全纳入中国历史范畴，将损害韩国的国家认同和历史正统性。

这场争议的核心是2002年中国社科院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韩国方面认为，“东北工程”的目的是通过学术研究，将包括高句丽在内的东北亚历史，从属于中国的历史体系，从而为中国日后在东北亚地区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力提供历史依据。这一指责引发了韩国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上升为一场大规模的“高句丽史争议”。

面对中国的申遗，韩国政府和民间团体采取了强硬的立场，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达抗议。韩国民众也爆发了多次示威游行，要求中国停止“歪曲历史”。这场争议不仅局限于学术和文化领域，迅速演变为一场涉及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的政治事件，严重影响了中韩两国的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斡旋与双重遗产的诞生

在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和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僵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挥了其斡旋作用。作为致力于保护人类共同遗产的国际组织，UNESCO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并强调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应超越政治争端。为了化解冲突，UNESCO建议中韩两国就高句丽历史问题进行对话，并寻求一种能够体现高句丽遗产共享性的解决方案。

最终，在UNESCO的协调下，中韩两国达成了一项谅解。中国方面承诺在遗产的官方表述中，不再强调其作为“中国地方政权”的排他性，而是侧重其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并避免利用世界遗产的地位来强化对高句丽历史的单一解读。与此同时，韩国也积极推动位于朝鲜境内的“高句丽古墓群”（Complex of Koguryo Tombs）的申遗工作。尽管韩国自身没有高句丽王陵等核心遗址，但它对朝鲜的申遗给予了强烈的政治和文化支持。

2004年，在同一次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朝鲜申报（由韩国积极推动）的“高句丽古墓群”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结果被视为一个巧妙的折中方案，它既承认了高句丽遗迹对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议。通过将高句丽遗产分散于两个国家的申遗项目下，UNESCO传递了一个信息：高句丽是跨越现代国界线的共享遗产。

双重遗产：共存与挑战

高句丽遗迹被中国和朝鲜两国分别成功申遗，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双重遗产”格局。这标志着高句丽遗产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确认，其保护工作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世界遗产的称号并非终结了所有的争议，相反，它提出了新的挑战：
历史诠释的持续挑战： 尽管UNESCO的决定暂时平息了申遗的直接争议，但中韩两国对高句丽历史起源和归属的根本性分歧依然存在。教科书、博物馆展示以及学术研究中对高句丽的叙事，仍然可能带有各自国家的立场和偏好。如何在官方和学术层面达成更为客观、包容的叙事，是两国乃至国际史学界面临的长期挑战。
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 高句丽遗产横跨中朝两国，其整体性和连续性决定了遗产保护需要跨国合作。例如，在考古发掘、文物修复、病害治理以及游客管理等方面，如果能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将更有利于遗产的长期保护。然而，由于政治因素，这种合作往往难以深入开展。
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 世界遗产的地位在提升遗产价值的同时，也可能被用来强化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如何引导民众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历史，避免将遗产作为民族主义的工具，是遗产教育和公共宣传的重要课题。
北朝鲜遗产的特殊性： “高句丽古墓群”位于朝鲜境内，由于朝鲜的政治封闭性，这些遗产的保护状况、研究进展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开放程度都受到限制。韩国和国际社会希望能够更多地参与到朝鲜境内高句丽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中，但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结语

高句丽遗产的申遗过程，是21世纪初世界文化遗产领域最具争议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仅是一场关于古迹保护的讨论，更是一场关于历史诠释权、民族认同和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较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终决定，通过“双重遗产”的方式，为这场争议提供了一个平衡点，避免了单一国家对高句丽历史的排他性宣称，体现了遗产属于全人类的普遍价值。

从长远来看，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的案例提醒我们，历史和文化遗产不仅是过去的遗存，也是现代国家构建民族认同、塑造国际形象的重要资源。面对具有跨国属性的文化遗产，国家之间应秉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态度，加强对话与合作，共同致力于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世界遗产的初衷——让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超越国界和政治，为全人类所共享和珍视，成为增进相互理解的桥梁，而非引发冲突的导火索。

2025-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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